婉約與豪放－－“本色”詞與“詩化”詞

　　宋詞中的婉約、豪放問題，是一個關乎到如何認識宋詞的整體成就、發(fā)展規(guī)律及詞人在詞史上地位的問題。不管你是否同意這種兩分法，這都是詞學研究中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近年來，學術界對此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據不完全統計，各地報刊發(fā)表的文章有十幾篇，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意見。但是，不管是贊成這種兩分法（或理解為兩種基本風格，或理解為兩種流派，或理解為陽剛與陰柔兩種美學范型），還是否定這種兩會法（或認為婉約、豪放只是多種流派的兩種，或認為二者只是多種風格的兩種），都對以下兩個問題注意不夠。一是用婉約、豪放的明確概念來論詞，盡管源于明人張ｙáｎ＠①，但對詞中這兩種創(chuàng)作傾向的認識則是從宋代就開始了的。二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前人在論述這一問題時的出發(fā)點，即詞中婉約、豪放問題的提出是與詩詞的體性之辨相聯系的。這兩點是相互關聯的。因而我們把它放在一起論述。
　　一
　　最早意識到宋詞中有兩種不同創(chuàng)作傾向的是歐陽修。魏泰《東軒筆錄》卷十一云：“范文正公（仲淹）守邊日，作《漁家傲》樂歌數闋，皆以‘塞下秋來’為首句，頗述邊鎮(zhèn)之勞苦。歐陽公嘗呼為‘窮塞主之詞’”。而這種被歐陽修譏諷的“窮塞主之詞”，正與歐陽修寫的詩若合符契。《隱居詩話》云：“晏元獻殊作樞密使，一日，雪中退朝，客次有二客，乃歐陽學士修、陸學士經。元獻喜曰：‘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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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的創(chuàng)作主張，與“詩言志”的傳統一脈相承。而潘ｆāｎｇ＠②說得更為明確：“東坡為詞詩，稼軒為詞論�！保郏ǎ叮輳乃稳说恼撌鲋胁浑y看出，他們把范仲淹肇其端、蘇東坡開其風、辛棄疾集其成的詞的創(chuàng)作傾向，看作一種與傳統詞風相對的詞的“詩化”傾向，他們所創(chuàng)作的詞自然就是有別于“本色”詞的“詩化”詞了。
　　明人張ｙáｎ＠①首先明確地用婉約、豪放的概念來概括詞中這兩種不同的創(chuàng)作傾向，他在《詩余圖譜》中說：“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詞調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徐師曾就張延的看法進一步發(fā)揮說：“至論其詞，則有婉約者，有豪放者。婉約者欲其辭情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弘。蓋雖各因其質，而詞貴感人，要當以婉約為正。否則，雖極精工，終乖本色，非有識之所取也”。［（７）］詞重抒情，尤其是重在表現超出“禮義”規(guī)范的情感，不同于“言志”之詩。因“婉約”詞“旖旎近情”，符合“詞貴感人”的特質，故“當以婉約為正”。而“豪放”詞趨向于詩的“言志”傳統，較少抒發(fā)超出“禮義”規(guī)范的個人情感，故“雖極精工，終乖本色”。而王世貞的看法則更為明確。他說：“詞須婉轉綿麗，淺至儇俏，于閨詹內奏之，一語之艷，令人魂絕，一字之工，令人色飛，乃為貴耳。至于慷慨磊落，縱橫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則寧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保郏ǎ福菽欠N“婉轉綿麗、淺至儇俏”的婉約詞，以抒發(fā)違背“大雅”的情感、追求審美快感為己任，而不同于文學史上的任何一種文學。而“慷慨磊落、縱橫豪爽”的豪放詞，以詞體的形式，表達了詩的內涵，故王世貞稱之為“儒冠而胡服”。元明清三代肯定蘇軾詞風的人，也總是把蘇軾詞與“風騷”、“六義”相聯系，把它與詩相提并論。元代葉曾為《東坡樂府》寫的序中就說：“公之長短句，古《三百》篇之遺旨也……東坡先生以文名于世，吟詠之余，樂章數百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真得六義之體�！鼻迦岁愅㈧處缀跽f了同樣的話：“東坡不可及處，全是去國流離之思，卻又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所以為高�！保郏ǎ梗菥瓦B蘇軾自己也公開承認自己的詞是“古人長短句詩也”。他在《與蔡景繁》中說：“頒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試勉繼之”。而辛棄疾更是“果何意于歌詞哉”，而把詞當作“陶寫之具”，以抒發(fā)滿腔忠憤。因而，我們把蘇辛為代表的創(chuàng)作傾向，稱之為詞的“詩化”，把“豪放”詞視為“詩化”詞，恐怕不是厚誣古人吧。
　　二
　　宋詞中之所以會形成婉約與豪放兩種創(chuàng)作傾向，是由多種原因決定的。首先，這兩種創(chuàng)作傾向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社會根源。婉約詞風的定型時期，正是中國封建社會從繁盛走向衰落的晚唐五代。當時政治黑暗，戰(zhàn)亂頻仍，時運衰頹，朝不保夕。這使文人們“致君堯舜”、建功立業(yè)的人生理想失去了實現的外部條件，他們由追求社會政治價值轉而追求自我價值，追求內在情感的滿足和審美快感。晚唐詩人李商隱就公開批評“周公孔子之道”，他說：“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所以“夫所謂‘道’者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耶”？［（１０）］在他看來，人皆有“道”，而非周孔所能壟斷。進而提出文學的功能在于獨抒“性靈”，張揚人性：“人稟五行之秀，備七情之動，必有詠嘆，以通性靈�！保郏ǎ保保菽欠N外在的“政教人倫、修齊治平”，在他們看來，遠不如癡男怨女們的纏綿悱惻，歌宴舞席上的聲色之娛更令人銷魂蕩魄。文學回歸到人本身，被壓抑了幾千年的人的“七情”成為文學的真正主題�；畏睒s的城市經濟（成都、金陵等），為這種藝術趣味提供了物質基礎。商業(yè)經濟繁榮，文化娛樂生活豐富，到處是綺羅香風，歌宴舞席，正需要融音樂性、抒情性、愉悅性為一體的詞這種文藝形式。西蜀、南唐的詞人們把偏于抒發(fā)個人情感的詞納入征歌選舞的軌道，成為酒宴上讓歌女們歌唱的“應歌之具”。唱詞又獨重女音，其內容偏重于男女之情，表達上婉轉纏綿、隱約凄迷，這就形成了詞的基本風貌。后人把詞的這種基本風貌歸入“婉約”的范疇，視為詞的“本色”。到了宋代，一是政治、軍事不能恢復唐代的舊觀，二是城市經濟的繼續(xù)繁榮，這就使宋代成為一個表面上具有“升平氣象”，而本質上卻軟弱保守的社會，這從宋與遼、西夏、金、元的關系上就可以得到說明。時代精神由唐代的開拓進取變而為退縮和保守。士大夫們雖然口頭上還在標榜“修齊治平”的人生理想，但實際上卻沉浸在聽歌觀舞的歌酒風流上。北宋名相寇準“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１２）］太平宰相晏殊過的也是“一曲新詞酒一杯”的生活。北宋一百六十余年當中，無論黃閣鉅公，或者烏衣華胄，大都寄情聲色，歌舞作樂。南宋雖然偏安江南，但 ……（未完，全文共7052字，當前僅顯示2476字，請閱讀下面提示信息。收藏《婉約與豪放－－“本色”詞與“詩化”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