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華人社會規(guī)范與民間融資行為

論文：華人社會規(guī)范與民間融資行為
——創(chuàng)業(yè)企業(yè)小組貸款的經濟學實驗研究

【摘要】本研究針對小組貸款的民間融資行為，在華人社會的背景下，進行了基于創(chuàng)業(yè)企業(yè)的小組貸款的經濟學實驗；研究目的主要是分析華人社會規(guī)范下，以小組貸款為載體的民間融資行為中，集體行動是如何產生的，受到何種因素影響。
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
（1）貸款小組內（合作還款的）集體行動取決于成員對同伴策略選擇的預期。成員根據過去的經驗和信息動態(tài)調整對同伴策略選擇的預期，從而決定自己的行為。因此，成員在小組貸款的過程中的策略選擇存在明顯的動態(tài)學習和調整過程。
（2）小組成員對同伴策略的預期又受到成員自身社會聯(lián)系（結構）和社會交往（行為）因素的影響。其中，成員間的社會聯(lián)系對成員關于同伴集體行動的預期具有正向影響；“自我選擇”的小組構成方式也有類似的影響。這些因素間接地影響了小組內的集體行動。
（3）在小組貸款項目運行過程中，小組的結構和行為又受到了自身價值觀的調節(jié)影響。小組成員的社會聯(lián)系在華人社會行為規(guī)范的調節(jié)作用下，因主動削弱同伴間的社會懲罰，而導致成員均傾向選擇違約策略。有別于信息非對稱分布情況下產生的個體逆向選擇，這種在社會_行為規(guī)范下所產生的逆向選擇，我們稱之為“_逆向選擇”（group adverse selection）。
【關鍵字】小組貸款；華人社會規(guī)范；經濟學實驗。
一、引言
在當前嚴峻的經濟形式下，由于中央從緊的貨幣政策、不容樂觀的不動產市場和外貿形式，中小企業(yè)外部正式融資渠道正日趨狹窄。對于中小企業(yè)、特別是創(chuàng)業(yè)企業(yè)，除了內部融資外，在有條件的地方，以非市場融資制度為基礎的民間融資也是非常重要的融資選擇，這甚至成為發(fā)展中國家中小業(yè)者的重要融資特色。
實際上，基于華人社會結構的非市場融資是世界范圍較為普遍的非正式融資方式，在我國也曾普遍出現。根據臺灣的一些研究，華人中小企業(yè)的融資往往是在社會網絡和社會_中進行的（羅家德，1996），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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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和小組還款的關系，我們在Okada（1993）和Kosfeld（2006）公共產品模型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小組貸款模型。
考慮n人_中的某個體i，其中i＝1，……，n，擁有初始貸款收入Mi，在上述故事中必須決定是否提供還款gi，根據線性公共產品模型（張維迎，1996），有個人效用函數：
（ 1 ）
根據此式，我們由公共品和私人消費的邊際替代率獲得個人消費和公共品提供的最優(yōu)條件：。據此，我們可以得到個人和集體公共品提供量的納什均衡解g*、G*，其中G*=∑gi*�？紤]集體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帕雷托最優(yōu)解，我們有如下最優(yōu)化問題：
，其中，
（ 2 ）
對此的最優(yōu)化解，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個人公共產品提供的納什均衡解：
（ 3 ）
根據小組貸款在實際情況下的連帶責任和多戶聯(lián)保制度，同伴壓力和社會懲罰（peer pressure和social punishment）在控制風險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這種社會懲罰一方面隨公共品提供的增加而減少，另一方面隨同伴間親緣關系的減少而增加，因此，我們可以在上述模型中增加社會懲罰函數，其中，。即如果不提供公共產品，就以損失名譽等方式進行社會懲罰：相當于個人收入中的某種損失。但是，由于華人社會行為規(guī)范中為他人“留面子”的傾向，這種損失隨小組中親緣關系的緊密程度而減少。我們考慮小組貸款的參與者存在兩個選擇：還款和不還款但接受社會懲罰。各自的選擇概率為p和1-p。因此，個人期望收益函數可以改寫為：
（ 4 ）
我們從此可以得到親緣關系與還款概率的共變關系：
（ 5 ）
從上式可以得出結論如下：如果社會懲罰比還款造成了更多的個人效用減少，則組內關系越緊密則還款概率越大，否則，關系越緊密，則還款概率越小。因此，在沒有建立良好社會懲罰機制的情況下，關系密切的小組將因不利于實施社會懲罰的_規(guī)范而難以為繼。
為了更清晰地梳理上述理論結論，我們將上述研究中的社會關系在華人語境中進行了更詳細的分解，細分為既定身份產生的前定（assumed）關系和社會交往中所產生的現實（real）關系[ 胡先縉（1949）的關系分類被稱為是一項里程碑式的探索。其中，前定關系包括因屬于親戚、同鄉(xiāng)、同學而建立的關系；現實關系是指因各種社會交往（如經營活動、娛樂活動等）而產生的關系。]（胡先縉，1949；參見周麗芳，2003）。豐富的實驗研究認為，正是現實關系，強化了經濟行為中的信息傳遞，促進了集體行動的出現。Karlan（2005）認為，社會聯(lián)系（居住在一起，參與同一個教堂）與借款行為正相關。Giné等（2005）的結果認為社會聯(lián)系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小組成員間集體行動的道德風險。Cassar等（2006）也通過實驗發(fā)現，小組成員間的社會聯(lián)系的緊密程度如交往頻率、認識時間、居住距離等強化了成員間的同伴監(jiān)督，從而對提高小組貸款的還款率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在具體的實驗處理上，Abbink 等（2002）和Giné等（2005）都利用“自我選擇”（self selection）的小組組成方式作為實驗處理研究現實關系的作用。就這一點，Van Tassel（1999）認為在貸款小組成立過程中，人們會有意識地“挑選”既有能力還款也比較可靠的小組成員。Ghatak（1999）則認為，傾向投資風險項目的成員也能通過與其它風險項目的偏好者捆綁在一起，享受風險分擔的外部性。因此，這種有利于獲得同伴信息和保證組員還款特質的成員自我篩選機制（self selection），反映了成員間社會關系對小組集體行動的積極作用[ 多數文獻認為，促進小組內部信息溝通的組員篩選與組合機制，是促進小組還款的主要因素。實際上這類文獻中一個隱含的觀點是，自我選擇機制一方面強社會聯(lián)系的成員形成組織認同，并進而形成了集體行動的組織規(guī)范；另一方面，自我選擇機制因社會聯(lián)系強化成員間信息傳遞，提高了成員間的同伴監(jiān)督，進而起到了促進還款的作用。]。故有：
假設1，小組成員間的既定關系和現實關系通過強化信息傳遞和保證成員還款特質，從而促進了小組還款。
對于社會聯(lián)系有可能弱化社會懲罰的觀點，我們認為，這是特定社會行為規(guī)范作用機制的結果。華人社會在長期處理人際交往方面具有特定的價值觀[ 在華人的本土化研究方面，西方的管理者與學者首先發(fā)現，華人社會有著特殊的社會結構和行為規(guī)范。例如，華人關系（guan*i）的展現方式及其結果，與西方的人際關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有很大的差異（*in & Pearce, 1996）；此外，眾多華人學者也在以個體特質論的研究方法（idiographic approach），對華人社會行為規(guī)范如關系（何友暉，1990；楊國樞，1993）、人情（金耀基，1980；黃光國，1988）、面子（黃光國1988）等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這些華人社會行為規(guī)范與華人社會經濟行為密切相關（周麗芳，2003），通過人際關系人情網絡、關系裙帶等各種社會聯(lián)系，對中小企業(yè)民間融資行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羅家德，1996）。]（包括面子、人情、回報觀）。我們的分析是，這種價值觀與社會關系的交互作用，產生了獨特的社會行為規(guī)范：如果同伴間存在某種程度的社會關系，人們通常要為違約的同伴留“面子”，因此，本應執(zhí)行的社會懲罰（如詆毀名譽，進行小組驅逐等）就被減弱或者消除了；同時，如果懲罰方欠違約同伴“人情”，則社會懲罰也將難以實施。其直接后果是，同伴間難以建立由社會懲罰保障的集體還款行動。有別于信息非對稱分布情況下產生的個體逆向選擇，這種在社會_行為規(guī)范下所產生的逆向選擇，我們稱之為“_逆向選擇”（group adverse selection）。
同時，Abbink 等（2002）的實驗結果顯示，有強社會關系的組開始的效率很高，但不穩(wěn)定，充分說明社會關系單方面不能必然提高還款。這一點，對本研究極具啟發(fā)性，結合前面所提到的華人價值觀研究，我們認為華人價值觀（如人情、面子觀）與社會關系的交互作用為小組還款帶來了負面影響。因此，我們又有以下假設：
假設2，華人世俗價值觀（面子、人情觀）與社會聯(lián)系的交互作用阻礙了社會懲罰，降低了小組還款效率。
根據上面的理論分析，我們將本文的分析框架反映在下面的理論結構圖中：

圖 1理論框架圖
三、實驗設計
為了驗證上面的理論假設，借鑒相關實驗研究的成功經驗，我們也將采用小額行為實驗的研究方法，其研究設計如下。
1.實驗方法
根據Harrison和list（2004）的實驗分類[ Harrison和list（2004）將現場實驗進行了分類，分為傳統(tǒng)標準實驗研究（conventional lab e*periment）、預設現場實驗（framed field e*periment）和人為現場實驗（artefa ……（未完，全文共20487字，當前僅顯示3685字，請閱讀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論文：華人社會規(guī)范與民間融資行為》）